Tuesday, September 9, 2008

要股东,也要员工

要股东,也要员工

处理业绩与员工之间的矛盾历来是CEO们工作的核心所在。公司既是一个经济性组织——它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能否在这个残酷竞争的全球化市场中提供卓越的价值,又是一个社会性组织——它深刻地影响了员工们的生活。然而,有太多领导人是单向思维。我们经常看到以下两类CEO。很多公司的CEO迫于资本市场的巨大压力,会把关注的焦点全部放在股东们身上,这种一边倒的倾向势必让员工们失望,并降低员工创造长期价值的能力。而另外一些CEO,他们对企业员工、文化和传统的过分关注又可能导致自我满足,从而让企业丧失了竞争的活力。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对那些高承诺、高业绩的公司领导人的策略和实践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只有那些被多个信息来源证实是具有高承诺的公司,才能进入我们的研究名单。这些公司的特点就是公司对员工有承诺,员工对公司也有承诺,双方都努力兑现这些承诺,而且公司最终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CEO们都明白,公司的业绩必须达到投资者的苛刻要求。如果搞不定投资者,正如一位CEO所说的:“别的都无关紧要了,因为你的公司正在死去,只是死得快和死得慢的问题。”然而,非凡的业绩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在很多情形下,它要求领导人采取极其大胆、不同凡响的变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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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所研究的CEO们都直接应对了重大的战略变革和文化变革的挑战。但仅凭CEO的头衔,并不能让全体员工相信选择一条艰难的变革路径是合理的,我们所研究的CEO们通过结合以下四项策略说服了员工。第一,他们能够以开放的态度接受不加粉饰的事实,这使他们获得了公司上下的信任。第二,他们与员工打成一片,与员工直接进行私下交流。第三,在巩固了地位并取得员工信任之后,这些CEO们能够推动员工围绕一个焦点议事日程展开工作。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虽然每一位高管的个性都很强势,但是,他们也都意识到:只有组建一个目标一致、全力投入的高管团队,他们才能获得成功。

鉴于企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全球化,高承诺、高绩效公司的领导者意识到,在今天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将承诺、社区和共同目标建立在员工的终身雇用、伦理和文化相似性之上的那种老套路已经远远不够了。因此,他们必须制定一个能够使员工们在情绪上引起共鸣的共同目标。这个共同目标的核心是三重承诺:公司将帮助员工创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实现令员工们感到自豪的业绩;为员工们提供个人成长的空间。公司领导者为兑现这三项承诺而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项承诺都能为整个公司增值,同时也能成为激励每一个员工的强大动力。

正因为这些公司领导者将对员工的承诺和企业的业绩看得同样重要,他们没有像大多数CEO那样做出非此即彼的妥协。在他们的带领下,他们的企业比竞争对手更加关注市场和现实,同时也不忘强化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既追求短期的业绩,同时也不忘培育长期的领导力及组织能力。他们不断重申企业共同目标的基础,同时也努力促进员工的多元化。这些CEO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未来,对任何一个目标都不妥协。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他们缔造了卓越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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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塞尔·艾森斯泰特(Russell A. Eisenstat)
迈克尔·比尔(Michael Beer)
纳撒尼尔·富特(Nathaniel Foote)
托比亚斯·弗雷德贝里(Tobias Fredberg)
弗莱明·诺尔格伦(Flemming Norrgren)

Thursday, June 19, 2008

皇帝为什么要杀功臣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如企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雇员选择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资。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那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


  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


  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


  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本文不考虑人心会因为时间、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以致忠臣变奸臣的情况)。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


  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的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曾对秘书林克说朱德是个右派,但他组织不起人马。真是一语道破千古玄机!或许我们可以明白为何朱德能安然过文革,彭德怀却受尽折磨而死。余英时等人总说毛泽东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他们这些新儒家学到的只不过是皮毛,毛才掌握了中国文化的精随。


  笔者一位同学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面对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


  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的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


  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


  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造反合法化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

Friday, January 11, 2008

筆名

筆名是有些作家發表文章時,基於某種理由不以真實姓名發表而採用的化名。

筆名的使用
各個作家都有不同使用筆名的原因。有些作家取筆名是為了發表作品時能夠隱藏自己真正的身分,或是因為作家認為自己的本名不夠響亮、或者與作品風格不相符而刻意取適合自己文風的筆名;有些作家則是在不同風格作品的發表上使用不同的筆名加以區別。

使用筆名的原因
某些有取筆名動機的作家,尤其認為本名庸俗者,通常會刻意取些與風花雪月有關、看起來雅致秀逸的筆名,在網路上甚至有些能夠自動產生姓名的程式。
但也有些著名作家的筆名是大有來頭的,像是已故台灣知名作家劉俠以「杏林子」為筆名其因有二,其一為紀念其出生地陝西省扶風縣杏林鎮、其二為自幼長年處於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病痛下,感念醫療人員之細心照護(醫界又稱「杏林」)。
也有作家的筆名是引經據典而取的,像是台灣小說家陳喆筆名瓊瑤兩字,即取詩經中「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末兩字而成。
另外,著名小說家查良鏞,是將其姓名末字拆解為「金庸」兩字而作為筆名的。

筆名的來源

金庸  知名武俠小說作家,本名查良鏞
古龍  知名武俠小說作家,本名熊耀華
梁羽生 知名武俠小說作家,本名陳文統
瓊瑤  台灣著名言情小說作家,本名陳喆
倪匡  本名為「倪亦明」,另有筆名「衛斯理」、「原振俠」、「沙翁」。
琦君  已故知名作家,本名潘希真
杏林子 已故台灣知名作家,本名劉俠
柏楊  知名歷史學者,本名郭衣洞
小野  台灣作家,本名李遠
冰心  中國作家,本名謝婉瑩
痞子蔡 台灣知名網路小說作家,本名蔡智恆。
魯迅  本名周樟壽,曾使用過的筆名超過150個,詳見魯迅曾用筆名。
巴金  中國當代作家,本名李堯棠
老舍  中國當代作家,本名舒慶春
洪都百煉生 清末文人,《老殘遊記》與《鐵雲藏龜》作者,本名劉鶚。
吉本芭娜娜 日本著名作家,本名「吉本真秀子」